註釋
《資治通鑑》[1]，簡稱「通鑑」，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，共294卷，三百萬字，耗時19年。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西元前403年）寫起，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（西元959年）征淮南，計跨16個朝代，包括秦、漢、晉、隋、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、魏蜀吳三國、五胡十六國、南北朝、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，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。它是中國的一部編年體通史，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成書
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是繼《春秋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，司馬光自幼好讀《左氏春秋》，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。宋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呈《歷年圖》五卷，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又呈《通志》八卷，作品涵蓋周、秦二朝，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，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，將穎邸舊書2400卷，賞賜給司馬光參考，並供給筆墨、繒帛、費用、餐點、果物等服務，要他繼續寫下去，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、天章閣、昭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、秘閣的藏書。
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《資治通鑑》，居家極其簡陋，夏天悶熱難堪，汗水常滴在草稿上，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[2]，「常讀書於其中」，「日力不足，繼之以夜」，每夜秉燭著書，生病時亦不休息。好友勸他「宜少節煩勞」，他說：「先王曰，死生命也。」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。
書名為宋神宗所定，取意「有鑑於往事，以資於治道」。「資治」兩字意謂著「幫助」「治理」。「通」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「通史」，「鑑」則有引為「借鏡」之意（以史為鏡）[3]。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，賜給司馬光。這篇序後來保護《通鑒》免遭毀版的災難[4]。
《資治通鑑》編修工作艱鉅，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，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，加以增刪[5]，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。首先，在資料搜集方面，單是正史有十七種，參考的野史，譜錄，別集，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[6]，加上龍圖閣等藏書，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。清人袁枚稱：「李鄴侯北伐之謀，保儲之諫，辨建寧之?，保李晟、馬燧之功，新、舊兩《書》俱不載入……微溫公《通鑑》取李繁《家傳》大為闡揚，則鄴侯一代偉人，幾乎黯然無色。」[7]。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：
“如《資治通鑒》則不然，以唐朝一代言之：敘王世充、李密事，用《河洛記》；魏鄭公諫爭，用《諫錄》；李絳議奏，用《李司空論事》；睢陽事，用《張中丞傳》；淮西事，用《涼公平蔡錄》；李泌事，用《鄴侯家傳》；李德裕太原、澤潞、回鶻事，用《兩朝獻替記》；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，用林恩《後史補》；韓偓鳳翔謀畫，用《金鑾密記》；平龐勛，用《彭門紀亂》；討裘甫，用《平剡錄》；記畢師鋒、呂用之事，用《廣陵妖亂志》。皆本末粲然，然則雜史、瑣說、家傳，豈可盡廢也！[8]”《資治通鑑》述龐勳時，除用鄭樵《彭門紀亂》，亦引韋昭度《續皇王寶運錄》、賈緯《唐年補錄》等私家著述；又如《平剡錄》專記「太和末擒越盜裘甫、平剡縣」之事，溫公雖用《平剡錄》，卻不提詐降及計誘，又兼存《玉泉子見聞錄》之論。《資治通鑑》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，而別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。
《通鑒》卷一九五貞觀十三年末尾傅奕臨終前描述：
“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，而終不之信，遇病不呼醫餌藥。有僧自西域來，善咒術，能令人立死，復咒之使蘇。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，皆如其言。以告奕。奕曰：「此邪術也。臣聞邪不幹正，請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」上命僧咒奕，奕初無所覺，須臾，僧忽僵仆，若為物所擊，遂不復蘇。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，所擊前無堅物。長安士女輻湊如市。奕時臥疾，謂其子曰：「吾聞有金剛石，性至堅，物莫能傷，唯羚羊角能破之，汝往試焉。」其子往見佛齒，出角叩之，應手而碎，觀者乃止。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，時年八十五。”其近乎神話色彩的史料來源則是唐人李亢《獨異志》、韋絢《劉賓客嘉話錄》和宋朝王讜的《唐語林》。
《資治通鑑》為宋神宗取意「有鑑於往事，以資於治道」。《資治通鑑》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，以夏曆為主，作為全書的骨幹，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，則以後來者為定。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，按年代順序，編成「叢目」[9]，各人先修「長編」[10]，編寫「長編」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，務求其詳盡，「寧失於繁，毋失於略」，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，考其同異，刪其繁冗，如范祖禹的〈唐紀〉成書六百餘卷，經司馬光剪裁、編定為八十一卷[11]。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，便要進行「考異」工作，最後方能定稿。一事用三四齣處纂成，用雜史諸書，如淖方成「禍水」之語則采及《飛燕外傳》[12]；張彖「冰山」之語則采及《開元天寶遺事》，並小說亦不遺之[13]。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，《資治通鑑》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，李燾《巽巖集》載：「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，盈兩屋。」[14]。
《資治通鑑》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，從宋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才完成。由於過度勞累，元豐五年秋天，司馬光已罹患「語澀疾」（清朝陳弘謀謂「疑當中風」），乃預作遺表，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[15]。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《進通鑒表》自敘曰：「臣今骸骨?瘁，目視昏近，齒牙無幾，神識衰耗，目前所為，旋踵遺忘。臣之精力，盡於此書。」
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家省思，史家面臨改朝換代，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，往往以《資治通鑑》的撰寫精神為原則，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。
[編輯] 助手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「臣光曰」出現，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，據資料記載，司馬光編集此書，朝廷許他「自辟屬官」，他邀請了劉攽、劉恕、范祖禹成為助手，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，可謂一時之選。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，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，魏晉南北朝歸劉恕[16][17]，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《資治通鑑》，負責檢訂文字。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，故行文頗為一致。劉恕之子劉羲仲說：「先人在書局，只類事?，勒成長編，其是非予奪之際，一出君實筆削。」
此外，司馬光又出版了《資治通鑑考異》三十卷、《資治通鑑目錄》三十卷、《通鑒舉要歷》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。
[編輯] 評註元初，胡三省著《資治通鑒音注》，被認為是歷代注釋《資治通鑒》最佳者。
[編輯] 體裁[編輯] 涵蓋年代《資治通鑑》全書共294卷，約300多萬字，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，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[18]，一直到959年，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。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，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，所謂「刪削冗長，舉撮機要，專取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者，為編年一書，使先後有倫，精粗不雜。」。
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，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，詳近略遠，隋唐五代371年，佔全書四成，史料價值最高。很明顯的他多次?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，如文景之治，貞觀之治等。
[編輯] 釋例帝后死稱「崩」，王公死稱「薨」。天子近出稱「還宮」，遠出稱「還京」，列國諸侯遠出稱「還某郡」。
《資治通鑑》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，在分裂時代，如三國，魏有〈紀〉，蜀、吳無〈紀〉；南北朝時代，南朝有〈紀〉，北朝無〈紀〉；五代有〈紀〉，而十國無〈紀〉。又如《通鑑》載魏明帝太和五年：「 （諸葛）亮帥諸軍入寇，圍祁山，以木牛運。」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：「三國當以蜀漢為正，而溫公乃云，某年某月『諸葛亮入寇』，是冠履倒置，何以示訓？緣此遂欲起意成書。推此意，修正處極多。若成書，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。但恐精力不逮，未必能成耳。若度不能成，則須焚之。」[19]
[編輯] 史事評論《資治通鑑》於敘事之後，皆有附論，共186篇[20]。其中「臣光曰」有102篇，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[21]，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，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。以篇數看來，〈漢紀〉所佔篇幅最多、其次為〈唐紀〉。
陳垣《胡注通鑑表微》曰：「《通鑑》書法，不盡關褒貶，故不如《春秋》之嚴。溫公謙不敢法《春秋》，而志在續《左氏傳》，有所感觸，亦仿左氏設辭『君子曰』而稱『臣光曰』以發之。餘則據事直書，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，以為鑑戒，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。」
從今日來看，「臣光曰」充滿封建色彩，黃盛雄將其歸納「誠」與「禮」，「禮之綱紀」這個概念，可謂貫穿《通鑑》之核心。張須在《通鑑學》云：「《春秋》之意，最重名分，名分所在，一字不能相假，封建之世，以此為綱維。名分既壞，則綱維以絕，政權崩潰，恆必由之。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，與七國之分立，而又繫論以見托始之意。」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，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。例如：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「不世之賢君」[22]。事實上，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漢武帝，唐太宗等相提並論。黃義剛問朱熹：「溫公力行處甚篤，只是見識淺」時，答曰：「是」[23]。
[編輯] 目錄全294卷：
1.《周紀》，五卷。
2.《秦紀》，三卷。《周紀》與《秦紀》原為《通志》卷。
3.《漢紀》，六十卷。
4.《魏紀》，十卷。蜀漢及東吳無紀。
5.《晉紀》，四十卷。
6.《宋紀》，十六卷。
7.《齊紀》，十卷。
8.《梁紀》，二十二卷。
9.《陳紀》，十卷。北朝的北魏、北齊、北周無紀。
10.《隋紀》，八卷。
11.《唐紀》，最多，凡八十一卷。
12.《後梁紀》，六卷。
13.《後唐紀》，八卷。
14.《後晉紀》，六卷。
15.《後漢紀》，四卷。
16.《後周紀》，五卷。五代有紀，而十國無紀。
[編輯] 原稿
北京圖書館今存有《資治通鑑》殘稿八卷《資治通鑑》殘稿今存僅8卷，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。原稿33.8×130公分，共29行，465字，記載東晉永昌元年（322年）一年的史實，自永昌元年 (322年)正月王敦即將作亂起，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還止，每段史事開端約一、二字或四、五字，以下接「云云」二字。有宋趙汝述、葛洪、程垓、趙崇龢跋；元柳貫中、黃溍、宇文公諒、朱德潤、鄭元祐、任希夷跋[24]。
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，原信用墨筆抹去，字跡依稀可辨：「純仁再拜，近人回曾上狀，必計通呈，比來伏惟尊候萬福，伯康必更痊平。純仁勉強苟祿，自取疲耗……」[25]，「自取疲耗」以下尚有79字，至清初已不見，大概被割除[26]，卷後有多人題跋；曾題跋的韓性說：「其以牘背起稿，可見其儉；字必端謹，可見其誠；事而書之，該以一二字，可見其博；紙尾謝狀詞，雖平常字，亦出於手書，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。」[27]
另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《資治通鑑》1部共128冊，被登錄為中華民國國寶。
[編輯] 版本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黃庭堅﹑張舜民等奉命校定《通鑑》初稿完畢﹐送至杭州雕版﹐元祐七年刊印行世。但元祐本已不可見。紹興二年（1132年）有餘姚重刻本﹐今多殘缺。
中華書局據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﹐發行的點校本《資治通鑑》，分簡體和繁體版本，均附「胡注」及「章校」的版本，其再版的版本是當今最好的版本。
白話文則有數種譯本，有台灣學者黃錦鋐等27位譯注的《資治通鑑》(正體字本由臺灣文化圖書公司出版，簡化字本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)，張舜徽等人譯注的《資治通鑑全譯》(簡化字本由貴州古籍出版社出版，正體字本由臺灣臺灣書房出版)，沈志華等人譯注的《資治通鑑》(簡化字本由中華書局出版，正體字本將由臺灣三民書局出版)，其中又以沈志華譯注本為佳。
[編輯] 寫作風格司馬光撰《資治通鑑》，略依《左氏春秋傳》體[28][29][30]，重視戰爭之描寫，是一本道地的「相斫書」[31]，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「馬陵之戰」，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「官渡之戰」，三國時代曹魏與蜀、吳的「赤壁之戰」，東晉謝玄與苻堅的「淝水之戰」，皆詳細生動，如歷其境[32]。「赤壁之戰」寫「時東南風急，蓋以十艦最著前，中江舉帆，餘船以次俱進。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，指言蓋降。去北軍二里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船往如箭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上營落。」，語言生動活潑，躍然紙上；又寫曹操的機謀，「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。羸兵為人馬所蹈藉，陷泥中，死者甚眾。」。「淝水之戰」寫慕容垂勸苻堅出兵是別有用心：「慕容揩、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：『主上驕矜已甚，叔父建中興之業，在此行也！』垂曰：『然。非汝，誰與成之。』」又寫兩軍對峙時，秦軍未戰先懼：「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，見晉兵部陣嚴整，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，皆以為晉兵，顧謂融曰：『此亦勁敵，何謂弱也！』憮然始有懼色。」東晉取得勝利後，「謝安得驛書，知秦兵已敗，時方與客圍棋，攝書置床上，了無喜色，圍棋如故。客問之，徐答曰：『小兒輩遂已破賊。』既罷，還內，過戶限，不覺履齒之折。」
司馬光留意軍事，嚴夷夏之防，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。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，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，嚴明紀律，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，遠比兩《唐書》（各3000字與7000字）完備。黃巢軍進入長安，向百姓發告「黃王起兵，本為百姓，非如李氏不愛汝曹，汝曹但安居無恐。」之語[33]，只有《通鑑》保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。
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，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，文字風格如出一手。[34]《通鑑》並沒有太多僻字，以簡潔明白為主[35]。例如《後漢書》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眾：
“眾獨一心王室，不事豪黨，帝親信焉。及憲兄弟圖作不軌，眾遂首謀誅之，以功遷大長秋。策勳班賞，每辭多受少。由是常與議事。中官用權，自眾始焉。”《資治通鑑》卷第四十八則改為：
“鄭眾，謹敏有心幾，不事豪黨，遂與眾定議誅憲……鄭眾遷大長秋。帝策勳班賞，眾每辭多受少，帝由是賢之，常與之議論政事，宦官用權，自此始矣。”《資治通鑑》加強了「帝由是賢之」一句，使得行文流暢，更明白易懂。《資治通鑑》強調防微杜漸，因此認為東漢的宦官為害之烈，實肇始於鄭眾受到重用，「宦官用權，自此始矣」。《資治通鑑》這種強調「前因後果」的概念，貫穿全書，又如司馬光認為漢武帝逼死戾太子，實肇始於堯母門。中唐時，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，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，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。朝廷姑息，以希逸?節度副使，「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。」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：「由是禍亂繼起，兵革不息，民墜塗炭，無所控訴，凡二百餘年。」[36]。《通鑑》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。長慶元年（821年），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，李宗閔之婿蘇巢、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，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，翰林學士李德裕和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。結果錢徽、李宗閔、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。李、楊大恨，從此「德裕、宗閔各分朋黨，更相傾軋，垂四十年」[37]。《通鑑》又認為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。
又如司馬光改為《後漢書》卷四十七的班梁列傳：
“慬（梁慬）受詔當屯金城，聞羌轉寇三輔，迫近園陵，即引兵赴擊之，轉戰武功美陽關。慬臨陣被創，不顧，連破走之，盡還得所掠生口，獲馬畜財物甚觿，羌遂奔散。”東漢與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，直到建寧二年（169年）東羌始為段熲平定。《資治通鑑》卷49改「羌遂奔散」為「羌稍退散」，更符合史實：
“滇零自稱天子，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、上郡、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，寇鈔三輔，南入益州，殺漢中太守董炳。梁慬受詔當屯金城，聞羌寇三輔，即引兵赴擊，轉戰武功、美陽間，連破走之，羌稍退散。”司馬光引用《三國志·張飛傳》之言，寫定關羽與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，並認為張飛之所以被殺，是因為喜虐待士卒[38]：
“張飛，雄壯威猛亞於關羽；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，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。漢主常戒飛曰：「卿刑殺既過差，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禍之道也。」飛猶不悛。漢主將伐孫權，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。臨發，其帳下將張達、范彊殺飛，以其首順流奔孫權。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，曰：「噫，飛死矣！」”另外，司馬光《答范夢得書》論修書事說：
“其修長編時，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、小?、文集，盡檢出一閱。其實錄、正史未必皆可據，雜史、小?未必皆無憑，在高鑒擇之。詩賦等若止為文章，詔誥若止為除官，及妖異止於怪誕，詼諧止於取笑之類，便請直刪不妨。或詩賦有所譏諷，詔誥有所戒諭，妖異有所儆戒，詼諧有所補益，並?存之。”《資治通鑑》不書奇節，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，如「商山四皓」羽翼儲君，屈原自沉汨羅江[39]，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，姚崇的「十事要說」[40]，悉闕而不錄[41]，但對吳起舟中議事[42]、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。《通鑑》對於迷信、怪誕、符瑞、圖讖亦不取[43]，如劉邦入秦，有五星聚東井之；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，如劉裕伐南燕，或勸以「往亡不利」，劉裕以「我往彼亡」對之而最終大勝；又如呂才受命刊定〈陰陽雜書〉、范縝作〈神滅論〉等皆取之。宋人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云：
“司馬文正公修《通鑒》時，謂其屬范純父曰：「諸文中有詩賦等，若止為文章，便可刪去。」蓋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。”司馬光主張政簡刑輕、輕徭薄賦，認為：「天地所生財貨百物，不在民，則在官，彼設法奪民，其害乃甚於加賦。」[44]對於一切急進改革，均予以否定，批評商鞅變法，說「此四君者（四位諸侯），道非粹白，而商君尤稱刻薄……」「商君相秦，用法嚴酷，嘗臨渭論囚，渭水盡赤。」，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，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。司馬光非議變法，不滿王安石之新政，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，退居洛陽十五年（1069年—1084年），以書局自隨，繼續編纂《資治通鑑》；儘管司馬光聲稱「王安石等所立新法，果能勝於舊者存之」[45]，但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他重新執政之後，卻盡廢新法，蘇軾無奈的說：「又是一個拗相公」，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，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，《資治通鑒》也差點為新舊黨爭所毀[4]。
[編輯] 影響
朱熹著《資治通鑑綱目》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鑑》與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，所謂「史學兩司馬」。
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：「自有書契以來，未有如《通鑒》者。」
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：「為人君而不知《通鑑》，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，為人臣而不知《通鑑》，則上無以事君，下無以治民，為人子而不知〈通鑑〉，則謀身必至於辱先，作事不足以垂後。」「《通鑒》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，至於禮樂、曆數、天文、地理、尤致其詳。讀者如飲河之鼠，各充其量而已。」[46]
清代顧炎武在《日知錄·著書之難》中高度評價《資治通鑒》和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》，稱讚這兩部著作「皆以一生精力成之，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」。
王鳴盛認為：「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，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」「讀十七史，不可不兼讀《通鑒》。《通鑒》之取材，多有出正史之外者，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。昔人所言，事增於前，文省於舊，惟《通鑒》可以當之。」[47]
《通鑑》亦有高度文學價值，曾國藩撰成《經史百家雜鈔》一書，其中選錄《資治通鑒》11篇。曾國藩評價此書說「竊以先哲驚世之書，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《資治通鑒》，其論古皆折衷至當，開拓心胸。」
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《通鑒》時說：「司馬溫公《通鑒》，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結構之宏偉，其取材之豐贍，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溫公亦偉人哉！」
毛澤東曾十七次批註過《資治通鑒》，[48]並評價說：「一十七遍。每讀都獲益匪淺。一部難得的好書噢。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，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囉……中國有兩部大書，一曰《史記》，一曰《資治通鑒》，都是有才氣的人，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……《通鑒》里寫戰爭，真是寫得神采飛揚，傳神得很，充滿了辯證法。」[49]
王夫之著《讀通鑑論》《通鑑》成書不久，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，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《資治通鑑前編》、南宋李燾的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、秦緗業的《資治通鑑長編拾補》，李心傳的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，此書是為續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而作，徐夢莘的《三朝北盟會編》，專記宋徽宗、欽宗、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。南宋史家袁樞讀《資治通鑑》，因分事立目，共記二百三十九事，另附錄六十六事，鈔輯成書《通鑑紀事本末》，開創「紀事本末體」之先河；朱熹著《資治通鑑綱目》，用意在標榜「正統」、「名教」之思想；王夫之著《讀通鑑論》，清代徐乾學的《資治通鑑後編》、畢沅的《續資治通鑑》。王應麟有書《玉海》，書裏面有一部《通鑑答問》。伍耀光輯《通鑑論》，前有史事簡介，季亮時輯《司馬溫公通鑑論》，宋晞《司馬光史論》專輯「臣光曰」，最為簡略。歷代研究者不乏人，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，即「通鑑學」。金朝人亦好讀《通鑑》，完顏?與蔡珪、蕭貢並稱金源一代《通鑒》三大名家[50]。完顏?「讀《通鑒》至三十餘過」[51]，元好問說他「於書無所不讀，而以《資治通鑒》為專門，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，其善惡、是非、得失、成敗，道之如目前，穿貫他書，考證同異，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」[52]。
由於《資治通鑑》?重政治軍事方面，所以後世有稱之為「帝王之書」，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，仍有一些人鑽研《資治通鑑》作謀略上研究。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，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。
[編輯] 翻譯台灣作家柏楊將《資治通鑑》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?《柏楊版資治通鑑》，他曾提及：「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，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，整理出一個綱要，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，《資治通鑒》是唯一的一部，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。除了《通鑒》，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，有這麼大的功能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