註釋
《太史公書》，後世通稱《史記》，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中國一本紀傳體通史。《史記》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，與後來的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合稱「前四史」。
《史記》最初無固定書名，或稱《太史公書》，或稱《太史公記》、《太史公傳》，也省稱《太史記》、《太史公》。《史記》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，從三國時期開始，「史記」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「太史公書」的專稱。
《史記》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，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，共三千多年的歷史。全書包括十二本紀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傳、十表、八書，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。作者司馬遷以其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的史識，使《史記》成為中國第一部，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。
《史記》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「正史」所傳承。同時，《史記》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，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。魯迅稱其為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。
作者與成書[編輯]司馬遷著《史記》，其史學觀念在於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。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，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，從而了解「古今之變」的關鍵，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，最終完成「一家之言」。而他的撰述動機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：
1.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，完成撰述《史記》的宏願。司馬氏在周朝時世為史官，春秋時期雖然失去官職，司馬談卻把修撰史書視為自己的神聖職責，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—太史令，重現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，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說：「談乃據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，接其後事，成一家之言。」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《春秋》以後的史事。漢武帝元封元年，武帝進行封禪大典，司馬談身為太史令，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，引為終生之憾，憂憤而死。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：「今天子接千歲之統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從行，是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為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著矣……」司馬遷則回答道：「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。」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。而《史記》以「封禪書」為其八書之一，即見其秉先父之意。
2.司馬遷想繼承《春秋》精神。司馬遷在〈太史公自序〉說：「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，五百歲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後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《易傳》、繼《春秋》、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，意在斯乎？意在斯乎？小子何敢讓焉？」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，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。《春秋》的下限，到魯哀公獲麟之年，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。司馬遷是紹繼《春秋》，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「獲麟」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，撰寫史記。然而，司馬遷繼承《春秋》，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，反而是重視《春秋》的性質，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說：「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……《春秋》以道義，撥亂世，反之正，莫近於《春秋》。」可見司馬遷對「春秋之義」和「春秋筆法」心儀已久，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、秉承《春秋》褒貶精神，撰述《史記》。
3.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。據《後漢書·百官志》載，「太史令」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，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，掌管星象天文，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，並無著述的責任。然而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「拾遺補蓺」。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，可惜卻「發憤而卒」，臨終前叮囑司馬遷，認為「自獲麟以來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、賢君、忠臣、死義之士」甚多，身為太史令，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。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：「且余嘗掌其官，廢明聖盛德不載，滅功臣、世家、賢大夫之不述，隳先人之言，罪莫大焉。」因此，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「述往事以思來者」的責任感，決意撰述《史記》。在《報任安書》中亦透露著述《史記》的目的，他說「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，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。
民國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考證文風等各個方面，認為 《史記》當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極大部分並非司馬遷所作，而是司馬遷抄篡古書所得，《序》和《論贊》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，但仍然有可能為其父親司馬談所作，無法加以考證[7]。
史料來源[編輯]1.簡牘。《諜記》、《五帝系諜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秦記》、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馬》、《輕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司馬兵法》、《春秋歷譜諜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等；
2.檔案。司馬氏世為史官，司馬遷當任太史，因此能見到漢初檔案如詔令、記功冊等，並且用作寫史的資料；
3.見聞。比如文中有諸如「吾聞之周生曰，『舜目蓋重瞳子』，又聞項羽亦重瞳子」、「吾聞馮王孫曰：『趙王遷，其母倡也……』」、「公孫季功，董生與夏無且游，具知其事，為余道之如是」等；
4.遊歷。比如文中有諸如：「余嘗西至崆峒，北至涿鹿，東漸于海，南浮江淮」（《五帝本紀》）；「余登廬山」（《河渠書》）；「吾過大梁之墟」（《魏公子列傳》）等。
內容[編輯]
《史記·夏本紀》《史記》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，共分成〈本紀〉、〈表〉、〈書〉、〈世家〉和〈列傳〉五個主題，加上最後的〈太史公自序〉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個章節。其中，〈本紀〉是「天下」統治者的事蹟，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王跡所興，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……著十二本紀，既科條之矣。」；〈表〉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，「並時異世，年差不明，作十表。」；〈書〉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，「禮樂損益，律歷改易，兵權山川鬼神，天人之際，承敝通變，作八書」；〈世家〉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或貴族事蹟，「二十八宿環北辰，三十輻共一轂，運行無窮。輔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」；〈列傳〉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，「扶義倜儻，不令己失時，立功名於天下，作七十列傳。」。不同於以往的史書，《史記》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：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，年代先後為副。至此以後，尚有《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和《後漢書》等史著仿效該體，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。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云：「司馬遷參酌古今，發凡起例，創為全史，本紀以序帝王，世家以記侯國，十表以繫時事，八書以詳制度，列傳以誌人物，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，總彙於一編之中。自此例一定，歷代作史者，遂不能出其範圍，信史家之極則也。」
至於文章內容，《史記》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：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，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；正文後面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，通常以「太史公曰」為起頭，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，或有對人物的評價，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，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，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「究天人之際」的寫作目標[8]。
《史記》全文一百三十篇，自司馬遷歿就有十篇散失[9]。西漢博士褚少孫補之。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後人補之，如《孝武本紀》摘抄於《封禪書》，褚少孫雖才識不足也不至於如此。另有唐司馬貞補《三皇本紀》。
文學風格[編輯]《史記》有豐富的思想內容，不虛美不隱惡，善寫奇節及壯采偉行，也善於諷刺和暴露現實，有所寄託，善寫悲壯，筆鋒帶感情，抒發憤思，愛憎分明，被魯迅譽為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。
《史記》長於敘事，善於鋪敘及渲染氣氛，把歷史事件和人物事跡故事化，故事情節曲折跌宕，製造戲劇場面，氣勢雄奇，富於變化，有濃烈的藝術感染力。
《史記》善於描寫人物，刻劃人物心理活動，用對比、襯托手法強化人物性格，選擇歷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義的事件，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，並善於細節描寫，以瑣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，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語，表現人物的神情態度和性格特點。
《史記》文詞精鍊，詞彙豐富，語言精切淺白，有精粹的語言藝術特色，善用虛字，語氣傳神，並善用民歌與諺語。句式則靈活多變，長短錯落，駢散並用，具參差之美。
版本《史記》版本眾多，目前現存最早的版本為南北朝時期的抄本殘卷。最早的刻本為北宋時期的《史記集解》單刻本。南宋的黃善夫刊本為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。
中華書局發行的《史記》，分簡體和繁體版本，也有帶「三家注」的版本，其再版的版本被認為[誰？]是當今最好的版本。
白話文則有韓兆琦譯注的《新白話史記》（簡化字本由中華書局出版，正體字本由台北三民書局出版），張烈等人譯注的《史記》（簡化字本由貴州古籍出版社出版，正體字本由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出版）。
其他工具書則有哈佛燕京社編《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》、黃福鑾編《史記索引》、李曉光、李波編《史記索引》、鍾華編《史記人名索引》、段書安編《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》、倉修良主編《史記辭典》等。
現羅列歷代重要善本如下。
南宋黃善夫刻本（簡稱「黃善夫本」）
明朝嘉靖、萬曆年間南北監刻二十一史本（簡稱「監本」）
明朝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本（簡稱「毛刻本」或「汲古閣本」）
清朝乾隆年間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（簡稱「武英殿本」或「殿本」）
清朝同治年間張文虎整理，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?百三十卷（簡稱「金陵局本」）
